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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伦齐对精神分析的贡献
Clara M. Thompson
赵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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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Clara M. Thompson(克拉拉·马贝尔·汤普森)的《人际精神分析》第九章,该书作者对费伦齐的精神分析技术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评价。】
费伦齐是弗洛伊德的迷弟,但后来和与弗洛伊德观点出现严重分歧的其他追随者一样,遭到弗洛伊德的公开反对,他的作品和文本也被打上“不是精神分析”的烙印。
Sándor Ferenczi
精神分析家
费伦齐是匈牙利人,他一方面注重地位,另一方面具有吉普赛音乐爱好者多愁善感的本质。相比思想体系或理论建构而言,他对人们的感受、情绪、幻想更感兴趣。他可以像孩子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对一部电影的感受中,完全被角色的欢乐和困难冲昏头脑。第二天才能做出些评论。他享受美食、美酒和友谊。在和患者的关系中也很外向。这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更像个超脱的科学家,不太会被情绪冲昏头脑,也不太对人抱有热情的信念。但费伦齐有被接纳和爱的需求,因此他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对他而言比独立思考更为重要。他是那种乐意为有实力的人工作的人,而弗洛伊德就是他生命中那个有实力的人。如果费伦齐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二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令人满意的,可他有自己独创的想法。潜藏在他对弗洛伊德的忠诚之下的,是旷日持久的成为他自己的挣扎。同时,他害怕招致弗洛伊德的反对,这令他对弗洛伊德的态度非常矛盾。Clara认为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矛盾。
他会在论文里说:“本质上,我要说的可能是新的和激进的,但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动了弗洛伊德以前的观点。”后来,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弗洛伊德的不同,而这样的备注也越来越常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在为独立于弗洛伊德而挣扎,伴随着与日俱增的焦虑。
尽管他非常努力,但他的矛盾心理还是有所呈现,因为他经常将弗洛伊德的观点发展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而最后会让情况变得很荒诞。类似的情况似乎在《塔拉萨——一个生殖性发展理论》(Thalassa, A Theory of Genitality)得到证实,在该文中,费伦齐不满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将力比多发展追溯到冰河时期,使整个观点成为纯粹的幻想。Clara认为,出于对弗洛伊德的钦佩、依赖、害怕弗的反对,费伦齐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方面受到阻碍。他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对弗洛伊德的叛变。
他最宝贵的资产是对患者的尊重和信任。他说:“没有坏孩子,只有不好的父母”。他坚信一个人会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生病。而弗洛伊德认为幼年神经症的问题源于孩子与本能的斗争。
费伦齐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证明弗洛伊德的治疗观点是正确的,第二个时期是确信弗洛伊德错了,他试图找到可以操作的治疗方法。他主要的两个技术,一是他所谓的主动技术,二是放松疗法。主动技术源于两个弗洛伊德的设想,第一个是弗罗伊德认为的精神分析应在剥夺(privation)或节制(abstinence)的状态下进行,第二个是:有时候,通过让患者进行因为恐惧而回避的活动可以把新的材料带到分析中来,加速进程。弗洛伊德的例子是如果一个患者患有过桥恐惧症,鼓励他尝试过桥,焦虑会日渐增加,更快地把关于恐惧症的材料带到分析中来。
费伦齐研究了通过剥夺患者快乐来源及鼓励其忍受痛苦来增加患者焦虑的方法。剥夺,他剥夺了大部分身体的快乐:一切形式的性,也敦促患者放弃吃、喝、抽烟等追求快乐的方式,由于大小便也会产生与之相关的快感,他还鼓励患者尽量减少频率。总之,不鼓励任何有助于患者忘记烦恼的事情。费伦齐发现,由于这样的疗法,患者的愤怒、反抗、焦虑都有所增加。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思想认为,释放攻击性具有治疗效果。因此,有段时间,费伦齐相信他的疗法促进了患者早期压抑的愤怒进入意识。但最终他发现,患者的怨恨大多是对不可想象的剥夺程度的直接反应。
在发展主动技术的时期,费伦齐紧紧跟随弗洛伊德的脚步。在发展这一技术时他意识到了与弗洛伊德的不同。Clara认为他在研究中的极端恰恰反映了他对弗洛伊德的不赞同。他在生命的最后六、七年开始发展自己关于分析情境的观点。
他第二个放松疗法的理论基于孩子-父母间关系的观点。相信父母真诚的爱和接纳是孩子需要的。如果分析情境是通过童年情境的转移重复,那么分析者感受到分析家的真诚的爱和接纳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弗洛伊德派的许多分析家的冷漠、僵硬、超然的态度有所不同。消极、无反应、超然的分析家看上去只是在重复患者童年的创伤。而一个喜爱的、接纳的环境会给患者一种新的体验,在这种设置下,患者敢于面对他们的不快。除了接纳和真诚,他还鼓励更多的情绪性的再体验(emotional reliving)。相信只有通过情绪性的再体验才能治疗患者。
放松疗法的关键是对患者真诚、接纳及戏剧性的情绪再体验。关于分析关系中的真诚,费伦齐强调分析家真实的人格。关于第二点“接纳”,费伦齐强调分析家要“爱”来访,如此才可能接纳。至于第三点情绪性再体验,则是接纳自然会导致的结果。
关于情绪性再体验,费伦齐认为这是通过分析家在患者的幻想中主动合作才能得以被体验和发展出来。例如,再体验童年的某些生动时刻,费伦齐会用孩子的语言和患者交谈。当一位患者正体验到与洋娃娃有关悲剧的一些强烈情绪时,他为了加强情绪再体验的生动性,给了患者一个洋娃娃。他相信,通过在新的情境下与慈爱的“父母”一起生动地重新体验,可以消除最初的创伤带来的伤害。
Clara认为放松疗法的目的是移除焦虑,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这个疗法的发展遭到弗洛伊德的强烈反对。两人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一直到1932年9月他们分裂,费伦齐于次年5月去世,年仅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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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认为费伦齐对精神分析的积极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分析情境是一种有人味儿的情境(human situation),在这种情境下,两个人试图建立真诚的关系。Clara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分析家的真实人格在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二个积极的贡献是必须给患者他所需要的爱。
费伦齐显然认为神经症患者只是想要得到自己从未得到过的爱,可现在的分析家们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神经症需要他从未拥有过的爱,但如果有人给了他爱,他就不再能接受它了。他可能已经学会把获得爱作为争夺权利、利用他人、争夺第一或避免痛苦情境的手段。或是另一种情况,一个需要爱的患者可能已经极度丧失了对他人的信任感,以致于他无法不带着怀疑或恐慌去接受最单纯的友善。试图去满足第一种爱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具有不可满足性,并且不会有治疗价值。把热情友善的态度强加给第二类人通常也只会让这样的患者更加退缩。这样的患者需要对他真实自体的接纳。这意味着“拒绝”他公然的对爱的请求,因为这是虚假的;如果他是退缩型,尊重他对距离的需要。尽管费伦齐关于患者需要爱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复杂性,这样的复杂性会使患者在可以得到爱时无法去使用它。
关于费伦齐提到的情感性的再体验,Clara提出质疑。认为分析家主动参与到情感再体验有可能会过度卷入,这并不会有利于分析。而如果分析家并不卷入只是扮演,又有了不真诚的注入。并且,如果患者现实感弱,比如边缘型患者,分析家参与到情绪性的再体验里来可能会破坏掉患者和现实的链接,患者的行为可能会变得更偏精神病性。费伦齐自己警告说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精神病性的患者。如果患者不是精神病性的,只是出于顺从,那么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成为一场闹剧。就好像来访知道自己不是三岁小孩,为什么分析家要假装他是?但分析家说这“对他有好处”,于是他扮演这个三岁小孩的角色,但这都是虚构的,没有治疗价值。这可能还会加强他已有的将感受视为不真实的倾向。如果患者有很好的现实感且不顺从,他就无法合作。Clara认为费伦齐关于分析中需要重要的情绪性体验的观点是合理的,但费伦齐建议的用于把这种情绪性再体验引入分析的时长,她认为既无必要也无用。
她认为费伦齐在自己生命最后的七年里才能够去陈述自己与弗洛伊德相悖的观点,即便那时,费伦齐也没有完全地做到这点,他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他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先驱之一,这个新时代强调分析情境作为一种重要生活体验的重要性。他个人的特殊贡献产生自他关于孩子-父母间的情境的理论,他真正地将精力投入到把自己的理论实际应用于精神分析过程中。
译者简介:赵洁
赵洁,成都,精神分析临床工作者,接待青少年和成人。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专业会员,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APA)高级组。zhaojie_psy@163.com
微信编辑:玄渊
栏目编辑:赵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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